（精华版）艾阳等|数字产业化的结构转型效应研究——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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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产业化的结构转型效应研究——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艾阳　宋培　李琳

► 刊期：《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12期

► 作者简介：艾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宋培，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通信作者；李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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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本文通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阐述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内在机理，并通过数值分析发现，当数字产品与制造产品的替代弹性较高、与传统服务产品的替代弹性较低，且制造业要素替代弹性较高时，数字产业化将通过提高货物部门实际产出和制造业资本密集度，提高服务业就业比重和名义产出份额，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转型。基于2005—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会提高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促使劳动要素向服务业部门转移及服务业产出份额持续提升，最终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机制与产业互动是数字产业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渠道。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产业化的结构转型效应存在区域和时间差异。研究结论为中国深挖数字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建设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

数字产业化；产业结构转型；市场机制；产业互动；资本深化

引用格式

艾阳,宋培,李琳.数字产业化的结构转型效应研究——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J].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44(12):3-23.

一、问题提出

在结构转型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建设现代经济体系、跨越经济增长阵痛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下蓬勃发展，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程度不断加深，正成为驱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力量。一方面，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行业的持续发展，有利于培育新职业，拓展就业空间，改变劳动力市场结构；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可能会对传统产业产生替代效应，尤其是低技能劳动力所在的就业岗位。因此，数字产业发展会推动生产要素在产业间重新配置，促使产出比例在产业间调整变迁，这就是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那么，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本文要探究的核心问题。

二、创新之处

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基于数字产业化视角，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系统阐述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理，发展了数字经济领域的研究；第二，纳入产业融合互动这一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拓展了产业结构转型领域的研究；第三，从产业结构转型的定义与内涵出发，指出产业结构转型区别于“过早去工业化”“过快服务化”，是以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为前提与基础，促使劳动要素逐渐向服务业转移，最终表现为产业结构服务化的过程，兼顾物质丰富与精神满足两个层面，由此创新性地从物质产出水平、资本密集程度、服务业产出份额和劳动份额四个维度刻画产业结构转型，并基于此展开实证分析。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构建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纳入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三大特征，阐述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机理。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对不同参数环境下的经济结构演化过程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当数字产品与制造产品的替代弹性较高、与传统服务产品替代弹性较低，且制造业的资本产出弹性较高时，数字产业化将通过提高货物实际产出和制造业资本密集度，促进服务业名义产出和劳动份额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利用2005—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实际影响。研究表明，数字产业化会提高工业部门的生产力水平，促使劳动要素向服务业部门转移，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化转型。该结论在经过调整样本范围、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考虑遗漏变量和更换回归方法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在数字产业化较发达地区主要表现为服务业占比提升，而在数字产业化欠发达地区则更多表现出物质丰富和就业转移的后发优势，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在2013年之后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市场机制和产业互动是数字产业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渠道。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建议从以下四大方面挖掘数字产业化潜力，更好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第一，着力攻克数字技术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掌握数字产业发展自主权。首先，选准研发攻关方向与技术轨道，实现动态优化布局以加速迭代步伐，注重应用引领性技术，明确未来发展空间较大的技术方向；其次，适当超前部署基础性科学研究任务，为实现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知识与技术保障，从根本上积累支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源”创新；最后，注重数字科技成果向实际应用的有效转化，形成优先基于重大应用场景与市场需求进行研发与创新的逆向牵引模式。

第二，产业结构服务化需要以物质生产力持续提升为前提，在注重服务业占比提升的同时关注制造业比重，避免盲目借助数字技术发展服务业。一方面，稳定制造业比重，以数字化重构制造业竞争优势，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通过拓展生产能力、破解制造瓶颈、转变创新方式等路径提升制造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引导数字经济加快向生产性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等现代高端服务业态渗透赋能，推动数智技术在相关服务业中由辅助手段走向深度应用，对服务业产品功能、场景等环节的开发从传统的功能输出型向复合的智能引导型转变。

第三，把握数字经济发展为劳动力配置带来的变革与机遇，注重人力资本质量与结构优化，为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提前布局。一是重点发挥数字产业化的高端就业吸纳能力，注重高水平数字技术人才的培养与集聚；二是完善劳动中介服务机构建设，加强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从建立高效就业信息网络和提升劳动力整体素质两方面缓解就业摩擦；三是确保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失业人群的社会保障，建立多样化的失业保障模式，解决劳动力面临收入风险时的基本生活问题，增强再就业信心与可能性。

第四，推动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间的融合互动，充分借助市场配置资源，注重分类施策。产业融合方面，不断完善有利于产业融合的政策配套体系，包括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强化产业间协作，打造支持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等；市场作用发挥方面，应大力培育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营造包容的营商环境；区域协调方面，从区域协调发展阶段视角统筹数字产业整体布局，根据不同省市的经济区位特点与产业基础等因素进行数字产业发展统筹规划，鼓励各地形成特色鲜明、亮点突出、相互补充的差异化与互补性并存的数字产业格局。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年第12期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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